今年两会以来，“新质生产力”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。同时，“天下谁人不新质”的现象也慢慢变得普遍，像酒类、景区、地产等等领域也加入了新质生产力行列。
“不能把什么想法、什么举措都披上新质生产力的外衣，甚至不顾实际条件，硬往新质生产力上面靠对新质生产力的泛化和滥用，不仅容易迷失发展趋势，更会错失发展机遇。”央媒不得不连续发声，纠正这股“风潮”。
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，摆脱传统经济稳步的增长方式、生产力发展路径，具有高科技、高效能、高质量特征
在2024《政府工作报告》政府工作任务中，已精确指出新质生产力发展趋势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。
充分发挥创新主导作用，以科学技术创新推动产业创新，快速推进新型工业化鼓励地方立足实际，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强标准引领和质量支撑，打造更多有国际影响力的「中国制造」品牌。也就是说，创新为引领，制造为载体，“中国制造”为导向的领域，才是今后几年新质生产力重点突破的区域。
灯塔工厂作为全球先进制造业的标杆，2022年全球共有132家，其中50家位于中国，代表着中国制造的硬实力
制造业是中国经济的基石，但近些年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，“产业链外迁”“技术脱钩”“中国制造优势不再”等声音不断。那么，是不是说，这些坏因已经严重影响到“中国制造”优势，竞争优势已丧失，才需要发展新质生产力呢？并不是这样。
以最受关注的中美贸易为例。一方面，美国采取系列旨在与中国经济脱钩的措施，如友岸外包、近岸外包以及生产回流等，使中国在美国贸易伙伴中的排名，从首位下滑至第四，落后于欧盟、加拿大和墨西哥（根据2022年数据）。
另一方面，中国与欧盟、加拿大、墨西哥、越南等国家间的进出口份额却长期处在上升态势，2023年我国货物出口总额相较于2022年增长了0.6%。据海关最新统计，2024年一季度，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0.17万亿元，同比增长5%。
值得关注的是，诸多中国制造商如比亚迪、长安、长城、海尔、海信、TCL等已在越南、墨西哥等地设立了生产基地。截至2023年，中国企业赴墨西哥投资的数量接近3000家，同比涨幅高达48%。
这意味着，虽然美国对中国的直接贸易依赖有所降低，但中国企业通过在墨西哥、越南等地开展转口贸易、投资建厂，将产品间接输入美国市场，保证了在美国的市场份额。
实际上，中美之间的贸易网络被拉长了，而不是减少了，但中国企业面临着产业链延伸带来的成本压力，以及印度、越南、墨西哥等地较低的价格上的优势，这使得出口前景不确定性上升。
因此，通过科学技术创新驱动制造业从低附加值向高的附加价值转型，提升中国制造品牌的竞争力，成为了应对不确定性的关键途径。
中国制造业产值已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位，2022年拥有超过384万家制造企业（2023年新增166.1万家），工业增加值突破40万亿元，有力地支撑了经济稳定。
然而，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仅占总数的9.7%，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数量庞大且规模较小的中小企业，构成了制造业的主体，也是转变发展方式与经济转型的重点对象。我国通过政策、资金等方面的扶持，推动中小企业向专精特新方向转型。至2023年7月，我国「小巨人」企业1.2万余家，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9.8万家，创新型中小企业达21.5万家，但大多数制造企业仍未找到自身的特长，仍只是产业链中的螺丝钉。
因此，我们正真看到无论是高水平质量的发展，还是新质生产力，都是借助科学技术创新推动制造业，尽快发现或创造自身特长。这些特长，既包括某一类技术的突破，更包括切换产业链嵌入新协作网络，并有一批墙里开花墙外香的中国制造作出了成功示范。
被称为「非洲之王」的深圳传音手机，一度占据了非洲70%的功能机市场，以及40%的智能机市场，后又拓展到东南亚、南美等国际市场。
传音通过针对特定市场的微创新起家，比如研发适合黑人用户的面部识别和美颜技术，针对多运营商多SIM卡的区域，开发出了「一机四、五带」的手机等等。在供应链管理上，传音不追求高精尖，选择与国内二线、三线成熟供应商合作，如摄像头供应商三赢兴电子、屏幕供应商华显光电、芯片供应商紫光展锐。至2023年，传音在全球智能手机重点市场厂商排名中位列第五，紧随OPPO之后。
整合国内产业链优势，共同出海的传音手机，已发展出更丰富的产品线 来源：传音官网
中国品牌希音（SHEIN）在美国快时尚市场占据40%的份额，在全球54个国家的iOS购物应用中排名第一，估值高达660亿美元。
SHEIN通过数字化，让传统产业再次具有优势。通过大规模自动化订购系统（LATR）对点击率、销量等数据来进行深入分析，再结合流行趋势、热销元素及消费者行为等信息，指导国内的服装制造集群，进行新产品的快速开发和柔性生产。
SHEIN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完成在每年上架超过15万款新品（每款限量100-200件，从生产到配送仅需7天）的同时，无仓库存储上的压力，造就“小单快的生产模式。使得SHEIN在2023年前三季度取得了超越ZARA和优衣库的业绩，营业收入达到240亿美元。
SHEIN位于广州番禺的产业集群，让区域曾经的服装制造，再次成为优势 来源：网络开放平台
很多常被认为「低端」的制造业，已通过产业链的协同创新完成升级。例如，10年未涨价，被称为低端产业的「1元」打火机，全球70%产量的来自于我国，其中绝大多数又产自湖南邵阳市邵东县。
尽管面临产业向越南、印尼等东南亚国家转移的压力，邵阳打火机产业的出口额仍在不断的提高，2022年出口额达到27亿元，增长33.8%，占全国打火机出口总值的52.9%。用邵东市打火机协会会长吕省华的话解释：「邵东打火机电子科技类产品集群、出气阀集群、三件套（引流芯、芯套和海绵）集群、包材集群等规模都很大，形成了完整的供应链，200余种零配件除塑料粒子和危险化工气体外，都能实现本土化配套，且配套企业都在方圆30分钟车程内。」
为了防止山寨破坏创新，邵东打火机协会设立了一个新品数据库，假如厂商的新设计与数据库重合，就会被打回去。还有价格监督管理会的建立，杜绝了产业集群里常见的低价倾销问题，避免价格内卷现象。
邵阳制造环节很多降本提效的创新，是由一线工人结合大量默会知识深度参与的结果，这种形式被称为“黑手创新”，也就是产业工人在车间里用油腻腻黑乎乎的双手，一寸一寸摸出来的创新。邵阳盘根错节的供应链生态，使得核心部分很难外迁，东南亚国家更像一个产业链末端的组装基地。邵阳的创新，验证了那句“没有低端的产业，只有停滞的创新”。
综上所述，作为超大体量、超大规模、超全产业的大国，产业升级既需要高科技含量的硬科学技术创新，也需要在中低技术、协同机制、组织模式等方面做创新。
只有全面深入理解创新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联系，才能在现有产业基础上孕育出新质生产力，当然，对制造业创新理论层面的认知是必不可少的。
事实上，绝大多数创新并不是在一夜之间、轰轰烈烈出现的，特别是制造领域的创新，源自产业链中无数次悄然发生的微小创新。甚至可以说，单点突破的创新时代逐渐远去，系统性创新的时代正在来临。
以全球贸易中的集装箱为例，虽然其本身技术上的含金量不高，早在20世纪初就被应用于铁路运输，但真正带来革命性变革的是“集装箱之父”麦克莱恩，围绕集装箱构建的一整套创新运营系统，涵盖了港口、货轮、起重设备、陆路运输工具，以及物流方式、产业布局等多个角度。正是这样一个看似非高科技的创新，经历了数十年的迭代，极大地降低了全球货物运输成本，使之下降了90%以上，进而催生了全球分工体系的形成和世界贸易格局的剧变。
颠覆性技术理念的首创者，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教授，将制造业系统性创新分为3类：持续式创新、效率式创新，以及开辟式创新。
比如，苹果手机每一代产品间的变化并不大，通过新摄像头、新材质、新屏幕等这些微创新，就足以满足果粉对新型号的渴求，保持产品稳定的销量。再比如，希音所属的快时尚行业，通过高频次的新式单品创新，激发消费者的购买热情。持续式创新，通常发生在成熟的制造产业链中，这类创新对促进内需繁荣至关重要。
效率式创新，是指围绕制造所有的环节展开少花钱、多办事的创新，以提高产业链上各企业的利润。效率式创新通常会采用自动化、国际外包、数字化形式，制造相关的岗位不仅不会增加，还可能减少。
比如，国内有更多高度自动化的工厂，很多环节实现无人化，因对照明的要求大大降低，也被称为「黑灯工厂」。像联想位于合肥的联宝工厂，很多环节无人化，1个小时之内，能调度2000万件物料，每0.5秒就可以下线一台笔记本电脑，生产效率提高了45%。效率式创新会推动制造业领域的技术整合，增强本国的竞争优势和抗风险能力。
以上两种创新，对已有产业的升级至关重要，但很难创造出新蓝海，而且两者对岗位需求数量是下行的，这对就业市场来说不是好消息。这时开辟式创新，对切换赛道，保增长、保就业的优势就显现出来了。
开辟式创新即能够创造出新市场的创新，新市场意味着新赛道、新经济、新岗位。请注意，我们常说的颠覆式创新，并不等于开辟式创新，前者更多是对存量市场格局、模式的颠覆，而后者则是发掘出此前从未有过的新市场，形成新的产业链组合。
比如，电脑在20世纪中期开始服务于政府、企业，只不过他们是巨型的服务器，是IBM在1980年代将电脑变小，开辟出个人电脑市场。再比如电视媒体已有近百年历史，而奈飞则借助互联网开辟了流媒体市场。也就是说，开辟式创新同样不强调单项技术有多牛，而是对市场0到1的创新，对新需求的创新，对已有技术的组合创新。
随着亿航等无人驾驶类载人航空器的市场化，将开辟出我国低空经济的新市场 来源：网络开放平台
综上所述，持续式创新、效率式创新与开辟式创新，对于一个国家制造业的健康发展和经济繁荣具有同等的重要性。这三种创新模式相互补充，有助于城市间实现差异化发展，避免同质化竞争和内卷现象。
在了解了制造业系统性创新理论后，下文将探讨如何将系统性创新落实到城市层面。
首先，我们需要认识到制造业、创新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密切联系。内生增长理论权威人物菲利普阿吉翁在其著作《创造性破坏的力量》中证实，创新密度与生产率增速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性，即创新活跃的城市，经济增长速度更快。
随着科技与制造业日益向都市集中，一批新兴的科技制造都市崭露头角，如美国奥斯汀、荷兰埃因霍温、英国布里斯托尔以及我国深圳、合肥市等。2020年，欧盟提出了成员国发展「生产型城市」的行动计划，主张在市区内增设更多的制造业空间，旨在增强城市创新能力。
制造业与创新回归城市已成为一种必然趋势，但这和前一直强调的制造业系统性有何关系呢？
霍金曾说：「21世纪是复杂性科学的世纪」。如今的创新+制造业的复杂性，早已不是集装箱到运输系统，服务器到PC的复杂性能比拟的。
例如，因芯片「卡脖子」备受关注的阿斯麦（ASML）光刻机，一台光刻机包含超过10万个部件，涉及约53万个技术专利（阿斯麦自身持有约2万多个）。其供应链涵盖了欧盟的2300家、北美的1350家及亚洲的1300多家供应商。任何一个部件的创新短板，都会导致整个光刻机制造受阻。
阿斯麦极紫外光刻机重达150吨，仅安装调试就要半年起 来源：网络开放平台
再比如被各种「卡脖子」的华为，在面对超过1.3万种元器件和3000多种PCD电路板的技术封锁时，能够成功生产出Mate60系列手机，也并非仅依靠自身创新突破，而是通过与产业链上下游的元器件、电路板、半导体设备、软件设计、技术原材料、生产工艺等等企业协同创新实现的。
实际上，复杂性原本是世界固有的属性，随着人类专业化分工不断深化，各领域精细化程度越来越高，导致人们对复杂性的感知逐渐被各自分工的视角所局限。而城市正是因分工合作而聚集，因解决复杂而生长的集合体。当然这并不是说，城市把其他领域应对复杂的系统搬过来就行，而是要针对科技的复杂性、制造业的复杂性，量身定制创新系统。接下来，本文将从创新系统的功能、要素、连接三个组成部分，展开说明城市应该如何搭建创新系统。
功能决定了系统的根本效能，它既要确定系统运行的方向，又要保障创新活动的顺利进行。功能可划分为硬件功能和软件功能。
创新系统的关键功能之一是构建「锚机构」（指带动创新的机构）。它可以是大学，如波士顿依托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，完成了从计算机到软件，再到生物医药的科技转型；也可以是研究机构或组织，如奥斯汀因1980年代末期在此建立的半导体制造技术研发联盟Sematech，逐步成为美国芯片研发制造中心，赢得了「硅丘」的美誉；还可以是领军企业，荷兰埃因霍温正是因为飞利浦的成长发展，孕育出了阿斯麦、恩智浦等科技企业。
对于城市而言，拥有锚机构并不一定能保证实现重大创新突破，但没有则一定不行。城市势必采取一切必要手段，甚至是创造条件，发展出属于自己的锚机构。
围绕创新提供服务功能同样至关重要，服务不仅要对创新友好，更需精准到关键环节。
★设立专门的管理机构「技术城投资集团」（TCIO），负责科技集群的孵化，提供技术支持和帮助企业筹集资金。
★建立金融城融资平台，由科技城投资集团与金融城合作提供，针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创新企业提供个性化融资方案。
★提供性价比高的创新空间，形成了由50家支持机构、60个加速器和100处共享办公空间构成的孵化服务网络。
★吸引全球创新人才，科技城与政府共同推出「人才标准界定工作」准则，如面向数字产业的技术签证Tier1，允许科技城为海外科技人才提供担保，使得他们无需雇主担保即可赴伦敦工作。
需要强调的是，全球化进程仍在持续，全球人才流动对创新发展意义重大。华为便是典型例证，采取「山不过来我过去」的积极策略，在全球布局研发中心。
如在俄罗斯设立算法研究中心、在法国巴黎建立美学研究中心、在日本横滨建立终端产品研究中心、在意大利米兰建设微波实验室等。截至2023年，华为在全球共设立了16个研究中心和28个联合创新中心。反面案例是荷兰：近期，由于荷兰政府的反移民政策倾向，光刻机巨头阿斯麦正考虑迁离荷兰，因其2.3万名员工中有约40%是非荷兰籍员工，国际人才通道的关闭将直接影响阿斯麦的运营。对此，荷兰首相亲自领导成立了「贝多芬计划」特别工作组，探讨各种措施挽留阿斯麦。
城市的众多要素，都可作用于创新系统中，如创新企业、人才储备、实验室设施、产业基础、物流网络、专利数量等，这也会造成是要素决定创新的错觉。
然而，正如系统性思维大师德内拉梅多斯所言「当我们看一个系统时，往往只会注意到系统的要素，实际上，要素往往最不重要，他们随时可被替换。」这就好比，早年间困扰城市产业发展的「用工荒」问题，现已被「机器代人」解决；以往初创公司受限于硬件设施投入，现今被便捷低价的云计算服务替代；科技创业公司必备的编程、设计人才，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的背景下，重要性也在逐渐减弱。在众多创新要素中，有三大要素尤其关键且不可替代，城市应持续加强这三大要素的建设。
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在《创新区的崛起：美国创新的新地理》研究报告中强调过去50年间，全球的创新集聚区正从远离市中心、通过公路相连的郊区迅速回流至都市中心（特别是老城区），如纽约的「硅巷」、伦敦的「硅环岛」以及洛杉矶的「硅滩」。
这一变化的根本原因在于新一代科技人才需求的转变，他们不再满足于单一的工作、居住环境，转而追求消费、社交、文化、娱乐等多种都市生活方式的交融。
这种多元化的都市生活不仅能提供丰富的休闲选择和便利性，还能在日常交流与活动中激发更多的创新灵感，并发现新需求。如今，慢慢的变多的城市把「宜居、宜业、宜游」作为城市发展的标准动作，越来越多的原本只有大城市才有的生活配套，早已下沉到县城（如星巴克咖啡）。城市生活想要在同质化的竞争中胜出，必须变得更有趣才行，用现在流行的话来说，城市的「玩商」（LQ）要高。下面借助城市最为常见的城市更新、音乐节为例，看看这些生活场景如何更有趣。城市更新：埃因霍温在飞利浦Strijp-S厂区改造，明确了打造年轻人聚集区的目标。
主要功能包括商业、创新工作室、教育、文化设施、极限运动等。这里还专门为乐队改造出一栋专属的孵化楼，不仅用于排练、录音，并定期举办年轻人喜闻乐见的音乐演出。
Strijp-S每年平均接待超过130万游客，频繁举办各类大型活动，使之成为城市人气焦点。吸引了飞利浦、博世、吉布森、亚马逊等企业入驻，同时也成为了奇点大学的教学基地。
音乐节：奥斯汀成功吸引年轻人，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一个音乐节西南偏南大会（SXSW）。该音乐节早在1986年就开始举办，原本只是美国众多摇滚音乐节中「很普通」的一个。进入1990那年代奥斯汀开始发力科技产业，SXSW进而升级。
音乐节开始融入电影节、互动媒体节、科技展环节等等，总之年轻人、科技人喜欢什么，这里就会出现什么。创业者、乐迷、演员、极客、明星、投资人、广告人、导演等等在这里汇聚一堂（2014年超过37万人参加），媒体将它比喻为「音乐节+戛纳+TED+CES」。
人才的重要性毋庸置疑，但城市不能只盯着「头部」人才，而是围绕创新从科学研究到产业化的全过程，吸引并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，建立完整的人才结构体系。
如在创新周期中，重要的科学研究阶段和创新死亡谷阶段，所需的人才类型就有所不同
科研辅助人才，在原始创新阶段，负责进行管理科研进度、协调科研团队、管理科研经费等工作。根据研究，每10名专业技术人员配备6名辅助人员时，能够实现科研成果产出数量的最大化。传统的科研辅助人才培养通常是「师傅带徒弟」的传帮带模式，造成科研辅助人才短缺。德国波恩市的德国宇航中心项目管理署，通过「政府+专业机构」的科研管理模式，从前期的战略制定到最后的项目验收等环节，提供贯穿科研全周期的人才定制化培养服务，有效地解决了科研辅助人才短缺的问题。
技术经理人是推动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，跨越创新死亡谷的关键角色。技术经理人必须熟练掌握技术语言、市场语言、政府语言才能在三者之间穿针引线，这也造成相关人才屈指可数。美国的解决方案是通过专业行业协会，北美大学技术经理人协会（AUTM）进行人才筛选与培育。该协会，对人才的筛选非常严格，只有掌握技术、法律、市场知识的高度复合型人才，才能有资格成为AUTM的技术经理人。在成为技术经理人之后，AUTM还会对技术经理人进行「术业有专攻」的分类发展，让他们加入不同的工作小组开展工作，以保证其对科研成果理解的到位。
为了保障成员专业知识的与时俱进，AUTM会定期对自己的技术经理人提供谈判能力、市场营销、技术评估在内的专业课程培训。1996-2020年，AUTM孵化初创科技企业超过1.7万家，对美国的GDP贡献超过1万亿美元。
2023年3月，我国科技部发布了《高质量培养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才行动方案》，计划到2025年培养超过10万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人才等，以促进创新链、产业链、资金链和人才链深度融合，提升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水平，这对各个城市优化人才结构具有重要意义。
目前，城市对创新创业人才，特别是创业人才普遍存在的认知偏误：社会舆论中充满20几岁创业，35岁财富自由的故事，比尔盖茨20岁创立微软，扎克伯格20岁创立脸书，乔布斯21岁创立苹果，全社会都认为年轻人是天生的创业者，年轻人成为各城市拼命争夺的人群。但实际上随着科技创新日益复杂化，跨学科、跨技术领域的复合型人才（如前文的科研辅助、技术经理）越发重要，而中年人由于其丰富的人生阅历和经验积累，恰恰是复合型人才的重要来源。《哈佛商业评论》的一项调查显示，美国创业者创办企业时的平均年龄为42岁，而在能源、生物技术等特定行业，创始人的平均年龄甚至高达47岁。软件公司创始人相对年轻，但平均年龄也有40岁。这项调查还对比了年轻人和中年人创业的成功率，结果发现，无论是公司成长速度，还是成功IPO，都呈现出一致的规律创业者年龄越大，创业成功率越高，50多岁的创业者成功率是最高的。
《大器晚成》一书中还给出了科学解释：在我们大脑中控制联想能力，把不同知识经验融会贯通的部分叫做髓鞘。髓鞘主要生长期从20岁后开始，在45到55岁达到巅峰状态，这使得中年人更擅长跨领域思考，更能深刻地理解社会关系，更具备广泛的人际交往能力。
也就是说，那些随着年龄增长「没有躺平」，而是在一路累积的「滚雪球型」中年人，更容易大器晚成。更现实的问题是，我国人口已经两连降，2022年人口减少85万，2023年减少了208万人。截至今年3月，我国内地有29个省市自治区公布了2023年常住人口数据，仅有10个为人口正增长。在此趋势下，各城市在绞尽脑汁、想尽办法吸引年轻人的同时，也要调整自身的人才结构，去吸引那些大器晚成的中年人，构建更为成熟完善的创新人才梯队。
不带专利谈标准，就如同没拿武器上战场！城市也需要构建自己的「专利池」*，为自身的产业高质量发展构筑护城河。
例如，我国已经建立深圳LED专利池、AVS专利池、闪联专利池、TD-SCD-MA专利池等。专利池应具备开放特性，让符合条件的企业能够方便快捷地获取专利授权，从而吸引更多企业加入城市创新系统，不论是为了获取专利技术，还是为了避免专利纠纷。
*专利池：指将多个专利权人离散的专利资源合为一体进行一站式许可，促进了专利资源的流动、转化和应用，促进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。
城市专利池的专利来源，除了来自创新系统外，还有两个途径：一是从专利市场上购买与本地产业紧密相关的通用型专利，作为「防御」屏障，防止使用相关专利技术的企业遭受专利「敲竹杠」困境，确保企业发展不受影响；二是鼓励企业通过自身专利或技术交换的方式加入专利池，例如杭州博云信创凭借6项核心专利技术加入了高效视频编码（HEVC）专利池。以上阐述了生活、人才和专利这三个关键要素，接下来我们将深入探讨创新系统中最为核心的组成部分连接。
管理学大师马利克在《转变：应对复杂新世界的思维方式》写到20世纪是工业化时代，是要素在驱动时代发展；进入21世纪的信息化时代，变为要素之间的「连接」驱动发展。
对创新系统来说，同样的要素，如果改变了连接方式，那么取得的成果会发生巨大变化。比如，人工智能在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了研究，当时的思路是将各类数据，视为人类大脑里的知识，通过算法来模拟大脑的思考过程，以便将这些「知识」连接到一起，然而进展有限。
近年来，人工智能之所以取得飞跃进步，是因为改变了数据连接方式，转向通过计算机进行高速的数据分类匹配，连接方式由模拟人脑思考转变为统计学方式，进而促成了大数据、超算中心、GPU等新要素的融合创新。
社会网络学（研究社会组织形式）对于连接，给出了简洁清晰的划分「弱关系传递信息，强关系传递影响」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
以找工作为例。「强关系传递影响」就好比通过亲戚朋友的熟人网络牵线搭桥，能有效找到工作，但却未必符合个人职业理想；「弱关系传递信息」是找工作时，不依赖熟人圈，通过各类招聘方式获取丰富的信息，选出心仪的企业，但不一定能面试成功。而高手找工作，通常先通过弱关系广泛获取信息，再利用强关系施加影响，获得一份理想的工作。
对应到城市连接层面，城市需要通过「弱连接」促进不同领域间的信息交流与跨界创新，同时需要「强连接」来推动创新的落地实施，成为城市产业发展的一部分。以下通过实例具体说明。
公共空间网络是城市中常见的弱连接形式，一些科技导向的城市尝试将其升级为融合新技术测试的「生活实验室」*（living lab）网络，以此促进跨领域的创新交流。
*生活实验室：基于城市真实应用场景，将研究和创新过程整合到现实生活中，强调开放多元、多学科交叉。
埃因霍温是最早构建生活实验室网络的城市。埃因霍温并不是把生活实验室网络做成了一个「筐」，什么都往里装，而是围绕原有「光之城」产业特色进行连接拓展，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：
一是，与光有关的一切皆可「连接」：埃因霍温充分利用飞利浦遗留下来的照明技术及相关企业资源，将城市公共空间的各种光照场景打造成技术融合的试验田。例如，通过CityTouch远程照明管理系统优化城市路灯的运行状态，智能调节亮度以节约能源；在治安状况复杂的公共区域，一些创新公司尝试接入CityTouch系统，通过控制路灯颜色和亮度来干预人们的行为，利用声音相机收集区域内的声音信息，让管理者能提前看得见「暴力」。
在路灯无法覆盖的道路，也是照明技术测试场，最著名的莫过于「梵高车道」。路面上铺设的特制石子，能在白天吸收光能，并储存能量；夜晚发光，为行人引路，形成一套自给自足的照明系统。
埃因霍温还在Glow Eindhoven灯光节等活动中，将公共空间转化为数字技术、照明技术、新媒体技术等多领域技术融合的平台。
按照埃因霍温的城市照明路线年，城市照明系统将演变成一个多领域技术集成的「智能光网格」，成为城市产业发展的新动力源泉。
Glow Eindhoven灯光节成为技术与艺术的大集锦 来源：网络开放平台
埃因霍温将照明领域的经验，延伸到更为贴近用户的社区。如FieldLab住宅区综合运动场，不仅是市动综合区，还是为市民提供多种运动监测，提供个性化运动指导的智能运动区。综合运动场为不同领域的创新企业，提供了多样化的应用测试场景。再比如Strijp-S成为低碳出行的实验社区，建设屋顶生态花园，引入智能照明系统，构建绿色出行网络
提到城市的强联系，普遍会联想到科技大佬、技术大V，但这些资源并非所有城市都能轻易获取，且他们的流动性较高。这里的强连接是指产业集群，特别是指大产业领域内的复合型产业集群，而非局限于某一狭小产业门类的单一产业集群。
正如《超级技术》所述，跨学科的碰撞最有可能催生创新，一些看似无关的学科在交叉碰撞中会产生突破性成果，因此，产业集群的多元性优于单一性。以挪威卑尔根为例，该城市曾是造船中心，围绕造船业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集群。然而，随着造船业的衰退，产业链企业纷纷破产或迁移，严重影响了城市经济发展。
吸取教训后，卑尔根将发展方向转向海洋产业，形成了涵盖深海养殖、海洋能源、低碳技术、海事技术、海洋金融等多个领域的多元化产业集群，成长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海洋科技城市。
通过共享强化连接：集群对外开放高科技中心和挪威海洋实验室内的海洋研究设备，既解决了初创企业空间和的问题，又通过设施共享加快了跨界合作的步伐。集群还在近海海域设立了一系列海洋技术应用区域，如海洋养殖、深海探测、海洋能源开发、海洋环境保护等，积极推动技术的跨界应用合作。
此外，产业集群还会「主动」创造机会，促进合作的落地实施。比如，卑尔根完成了「绿色港口」建设，包含岸电系统（为船供电）、绿色船舶、环境指数系统（船只碳管理工具）、数字化智能港口系统等，成为集群内技术融合的成果展示区。
为了有效建立不同领域间的合作，集群定期举办各类产业主题的专业交流会议，在创新者与大企业间建立起强有力的连接纽带。比如，集群内的Marineholmen RASLab（水循环）、Offshore Simulator Center AS（海事服务）等创新企业，通过专业交流会，与勒罗伊（挪威第二大三文鱼出口）、嘉吉（食品加工、航运等领域）等大型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。综上所述，城市创新系统的成功与否，关键在于能否保障功能的有效运转、构建多元化的要素组合以及催化恰当的连接机制。对于城市而言，创新并不总是意味着技术的重大突破，许多创新或许在技术含量上并不突出，但却能让各行各业更好地应用，并融入。
在新的生产力发展趋势下，科学技术创新对于城市转型升级至关重要，但真正的目的是通过科技创新与城市独特优势相结合，推动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。城市在推动科技创新的过程中，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进行观念更新：
更新创新观：创新并非瞬间就能实现颠覆性突破，尤其是在制造业领域，实质性的创新更多来源于产业链内部无数次的细微改进与积累。对于我国这样一个拥有庞大经济体量和完备产业体系的大国，产业升级不仅需要关注高科技领域的硬科学技术创新，如尖端科技的研发应用，还要关注中低技术层次的改进、产业链上下游的协同机制以及组织模式的创新改革。
海外版拼多多Temu创新的全托管模式，让众多中国企业直接面对美国消费者，并能专心于生产与创新，对美国国内零售模式形成冲击 来源：网络开放平台
更新人才观：城市在构建人才结构时，应强调多层次人才的培养和引进，特别是关注那些在创新周期中起到支撑作用的辅助型人才的培养，避免在人才策略上出现「偏科」。
同时，建立成熟且完善的人才梯队，既要激励年轻的创新力量，也要重视经验丰富、具备跨领域思考能力的中坚人才，确保人才结构能满足各阶段和层次的创新需求，从而提高创新成功的概率。更新策略观：面对科学技术创新带来的复杂性，城市应摒弃线性思维，采用系统化的方法应对创新挑战。创新系统化包含了功能、要素、连接三个方面。其中，与城市生活相关的软实力元素（如城市更新、文化活动），虽然易于实现，但容易被忽视，成为一个个孤立的项目，应该纳入整体创新战略中统筹考虑。
城市众多方面都可融入创新系统，形成合力，需统筹考虑，如合肥骆岗公园既是生态绿心，又是无人技术的测试区 来源：图虫创意
总之，城市在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过程中，绝不仅仅是通过科学技术创新降低成本、提升效率，继续做生产中心，而是通过科技提升制造业的附加值，刷新全球对「中国制造」的认知，形成更加深入的产业协同效应，确保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保持领头羊，实现高质量的可持续发展。
